《四库全书》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，总字数近8亿字亿融策略，誊缮七部，分藏南北七阁，史称“北四阁”和“南三阁”。
“四库七阁”分别为：故宫文渊阁本、圆明园文源阁本、沈阳文溯阁本、承德文津阁本、扬州文汇阁本、镇江文宗阁本和杭州文澜阁本。
镇江文宗阁本、扬州文汇阁本《四库全书》分别毁于1853年和1854年的太平军战火；文源阁本《四库全书》毁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。
在保存下来的四阁中，当属保存于西子湖畔的文澜阁本命运最为坎坷。
1937年，侵略者在北平制造卢沟桥事变后，在华东也蠢蠢欲动。当时负责保管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的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心急如焚。
眼见枪炮声已经逐渐逼近杭州城，陈训慈决定先自行筹款，依靠朋友的帮助将三万多册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尽快转运出杭州。
从1937年8月1日开始，一直到8月3日深夜亿融策略，工作人员将几万册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和善本古籍装进228个书箱，连夜运送上船。
8月4日，装载书箱的船只缓缓抵达距离杭州40千米外的富阳区渔山乡——这里是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西行的第一站。
可谁也没有想到，在富阳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日军入侵的脚步就已经跟了上来。随着淞沪会战失利，日寇的铁蹄步步逼近杭州，在渔山也经常可以听到枪炮声。
就这样，《四库全书》再次搬迁，顺富春江而上，运往建德。由于载书的船太沉，到达七里泷时不得不改为陆运。正逢战乱，如何才能找到能装载228箱书籍的大型运输工具呢？四处碰壁后，陈训慈想到了自己的大学校长——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。
这时的竺可桢正在筹划浙江大学西迁事宜，忙得不可开交，但他深知《四库全书》的重要性，毅然派出一辆大卡车前往支援。经过三天分运，《四库全书》终于全部被运抵建德。
1937年12月24日，杭州城沦陷。如此一来亿融策略，距离杭州不到150千米的建德也不再是周全之地。在浙江省内几经辗转后，最终，大家决定将《四库全书》运至贵州贵阳。
毛春翔是原浙江省图书馆职员，也是陈训慈的同事，他亲历了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的西迁过程。
1938年3月27日，毛春翔与同事带着《四库全书》从浙江⻰泉县出发，从江山经江西、长沙，又经湘北、湘西，一路风雨兼程，终于在1938年4月25日抵达贵州贵阳。
然而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。1939年2月4日，18架日机袭击贵阳市区，无数建筑被炸毁，数千人伤亡。贵阳已无安全可言，但这里已经是大后方，还能退到哪里呢？
在贵州省立图书馆一位勤工的建议下，大家最终找到一个距离贵阳市区约4千米，名叫地母洞的地方，作为阁书新的存放地点。
图：毛春翔（左二）与工作人员在贵阳附近地母洞合影
5年后，平静的日子再次被打破。1944年11月，贵州告急，毛春翔赶紧请示在重庆的陈训慈，又将书迁往重庆。
1945年8月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《四库全书》回杭之事被提上议事日程。
历时8年多，辗转6个省，往返路程5000多千米，文澜阁本《四库全书》历尽艰险，终于在1946年7月5日完整回到杭州。
历经二百多年，四库七阁中，只有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仍静静地藏于它本来的归属地。沈阳文溯阁本现存于兰州新修建的文溯阁中；北京故宫的文渊阁本被转移至台湾；承德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一直保存于京师图书馆，即后来的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从战火迁徙到盛世重光，这些泛黄的书页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。三万六千册典籍穿越时空长河，不仅是一部书的传奇，更是中华文明薪火永续的见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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